2023年以来，我国经济顶住了来自国外的风险挑战和国内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带来的下行压力，前三季度GDP增长5.2%，经济增速进一步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升。2024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仍有待改善，经济发展中的“三重风险”值得关注。为应对上述风险挑战，我国财政、货币、产业等各类政策将持续发力和加强配合，在内需支撑不断增强、外需出口小幅改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等因素带动下，经济有望进一步企稳回升。
2023年前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全球经济总体疲软，主要经济体分化加剧
2023年前三季度，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凸显，IMF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低于2000—2019年3.8%的历史平均水平。在全球产业链调整、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事件长期影响下，叠加紧缩货币政策、债务风险上升等周期性因素，主要大型经济体经济周期分化持续加剧，美国经济表现出较好韧性，我国经济底部回升，欧洲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全球通胀压力依然较大，当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最高利率水平持平，虽然加息步伐已经放缓，但高利率或将保持较长时间;欧洲核心物价指数和服务价格指数等黏性较强，欧洲央行面临经济衰退与通胀高企之间的权衡选择。
我国经济向潜在增速回归，回升态势更趋明显
我国经济进入趋势性恢复的轨道，总体上持续恢复向好，2023年第三季度GDP增长4.9%，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基础。大量的学术研究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中枢为5.5%左右，从2020—2022年4.5%的年均增速到2023年前三季度增长5.2%，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归。特征一：我国经济恢复进程与主要经济体表现出明显的周期错位。我国经济从2023年正式开启修复，比欧美等国晚了2年左右，经济恢复周期的错位导致了通胀错位和利率错位。通胀方面，美国核心CPI同比增速自2021年上半年走高以来，曾一度达到6.6%、为近40年高点，目前通胀压力虽有所缓解(10月核心CPI同比增长4.0%)，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而我国核心CPI同比增速已连续18个月维持在1.0%及以下。货币政策方面，本轮紧缩周期美联储共加息11次，目前利率仍保持在高位，而国内持续稳固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信贷支持，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与美国出现利率倒挂且利差持续走阔。特征二：经济复苏状态有所反复，过程依然曲折。后疫情时代的复苏与以往常态化、周期性复苏存在差异，本轮复苏需经历社会秩序与交易修复阶段、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常态化扩展阶段等三个不同阶段，当前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换的关键期，用时较长且波动性加大。2023年以来，我国经济第一季度环比增长2.3%，但第二季度环比增速显著下降至0.5%，第三季度环比再度回升至1.3%，波动率较疫情前明显上涨。在三季度经济数据好转的情况下，10月我国制造业PMI、CPI同比增速等数据再度走弱，民间投资占比较低、企业部门现金流不足、外资信心有待提振等问题依然存在，表明我国经济在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的基础上，仍然面临不平衡不充分不牢固的问题。 特征三：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导，有效对冲外需收缩压力。目前，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连续三个季度为负，外需在我国需求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前三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到113%，为近5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居民消费在假日经济带动下补偿性释放，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形成支撑，财政稳增长力度加大带动基建投资提速，装备制造业高景气增强制造业投资韧性，房地产投资持续磨底对固定资产投资额形成拖累。特征四：经济结构有所变化，新动能替代效应增强。地产链和出口支撑的工业需求结构逐渐改变，新动能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前三季度，我国房地产投资、房屋新开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累计同比下降9.1%、23.4%和7.5%，出口累计同比下降5.6%，但同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新经济领域投资和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3%，连续36个月维持两位数增长;智能工厂建设规模扩大和水平不断提升，全国已建设近8000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新动能领域产品生产势头良好，太阳能电池、充电桩产量分别增长63.2%、34.2%。
2024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及需要关注的问题
全球经济将延续疲软态势，2024年下半年或将迎来美欧货币政策转向
由于美国经济韧性以及我国经济转好，全球经济短期陷入严重衰退的概率不大，但受加息的紧缩效应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2024年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仍将延续疲软态势。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工业生产仍不够活跃，服务业消费对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带动作用略有弱化，地缘冲突仍有上升风险，出口和投资对全球经济带动不足。新兴国家面临利率上升、本币疲软、出口增长乏力等问题，可能使日益沉重的偿债负担转变为真实的发展危机。另一方面，经历近两年的激进加息，欧美央行紧缩货币政策进入尾声，并可能在2024年迎来政策转向。2024年美联储的首要目标是引导经济软着陆，为降低衰退风险，或将提高通胀容忍度。CME(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相关数据显示，美联储大概率在2024年下半年经济转弱、通胀风险相对可控之时转向降息，而经济已经陷入浅衰退的欧洲或比美国更早开启降息周期。欧美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将给中国的利差、汇率和政策再宽松提供窗口。对于中美关系，2024年大选年份下，中美或将迎来缓和窗口期，尤其在经贸领域将增加更多合作机会，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
需要关注的三个经济问题
挑战一：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一是全球经济活力不足的风险。全球货币过快收紧导致高利率对经济活动的拖累加速显现，前期支撑主要经济体复苏的投资动力、超额储蓄带来的消费动力都面临后劲乏力问题。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的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2.9%，低于2022年0.5个百分点，低于2023年预测值0.1个百分点。二是资金外流风险。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全球利率上升的背景下，海外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存在一些顾虑，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遇到挑战，第三季度我国直接投资负债减少118亿美元，是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录得负值。三是外部打压风险。目前中美关系出现改善信号，但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国“小院高墙”科技政策的全面化和系统化特征日益凸显，其在国际组织和规则方面拆解传统多边贸易体制政策等手段，也将对全球经贸的良性发展形成干扰。挑战二：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之间仍然存在“温差”。一是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并未完全消失，影响家庭和企业消费投资信心、风险承担意愿和能力。全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位于20年来的低点，9月仅为87.2，比2019年同期大幅下降36.9。10月中国企业投资前瞻指数为53.9，较上月下降3.7，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截至2023年10月底，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已连续6个月负增长，民营经济信心有待提振。二是收入、就业等直接关系个人获得感的指标依然有改善空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为4.7%、低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存在“求职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问题，青年人群就业情况依然严峻。三是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从相关产业覆盖到其他行业，并惠及个人微观感受仍然需要较长过程。 挑战三：经济发展中的三重风险仍需关注。一是中小银行风险依然存在。我国中小银行存在“量多质弱”的特点，盈利能力和风险抵补能力普遍较弱。截至2023年6月末，我国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占比约九成，但资产占比不足三成;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0%和3.25%，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62%。二是要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外溢。尽管当前多项政策调整有利于房地产市场，但部分开发企业长期“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经营，流动性风险和资金链压力不容忽视，同时房地产市场需求脉冲式回暖，可持续性也有待增强。三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2023年、2024年为城投债到期高峰，在债券到期规模增加、再融资难度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减弱等背景下，弱资质区域的尾部城投风险仍需关注。
2024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仍将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但经济发展主流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货币政策有望保持适度稳健宽松，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内需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外需可能小幅改善，预计经济将进一步企稳回升。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联动，形成合力稳增长
货币政策有望维持稳健宽松。美联储加息操作进入尾声，基准利率不具备大幅度上行的空间，人民币汇率压力逐渐缓和，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打开空间。同时，内部需求不足和房地产链条收缩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扰动仍未完全出清，货币政策仍可能进一步发力护航宽信用和稳增长。财政政策将发力加码。2023年四季度，我国已提前筹备2024年初的财政资金，1万亿元特别国债和提前下达新增地方债限额都有效稳定预期、提振信心。预计财政政策发力的主要方向包括基建投资、城中村改造、地方化债、民生保障、产业升级等，其中基建投资和城中村改造的推进将对冲房地产投资下行的风险;地方化债则有利于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进而带动企业和居民部门现金流改善;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则将通过减税降费、个税优化、加大转移支付等手段实现，为扩大内需提供支撑。
内需支撑作用将有所增强，经济有望企稳回升
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数据转好，表明7月中央政治局的决策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政策着力点和实施路径具有合理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第四季度只要增长4.4%以上，就可以保障完成全年5%左右的预期目标。2024年，前期出台的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将持续显效，后续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的储备性政策有望及时出台实施，我国经济将在政策支持下继续回升向好。一是居民消费有望回归常态化增长水平。考虑经济恢复、收入结构改善、消费信心回升、前期超额储蓄支撑等因素，消费潜力有望持续深度释放。餐饮娱乐、旅游出行等服务消费在新一代年轻消费群体崛起、供给品质提升与创新等供需两端共同作用下，或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二是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将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支撑。2024年财政政策仍将积极发力，专项债规模有望保持稳定，增发1万亿元国债有5000亿元将结转2024年使用，增加2024年可用于基建的资金。制造业投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融资成本回落、工业库存走低、企业盈利改善等因素推动下，有望保持温和增长。但是，2024年仍是房地产行业新旧模式转换的筑底期，房企资金链紧张下拿地需求可能继续下降，受此影响新开工面积增速或将进一步回落，房地产投资仍可能对整体投资形成拖累。
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22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提高到60%以上，创新支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一是科技创新将继续在新质生产力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我国将持续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挥科技创新的牵引作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产业集群，发展新质生产力，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2023年以来，多部门出台一揽子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企业在优布局、上规模、提水平上持续发力。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正深化转型升级、加大资源投入、强化创新支撑，致力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形成体系化布局。2024年，国资央企将继续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持续快速的高技术投入以及新发展格局所产生的新布局，特别是国产替代效应将产生系统性效果，有望持续、全面地为经济发展赋能。
全球贸易量有所改善，我国出口增速或将微增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2024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3.3%，较2023年全年贸易量增速的预测值提高2.5个百分点。我国出口增速或将小幅微增。一是发达国家控制通货膨胀率的诉求可能强化，其制造业回流、减少进口的政策面临短期压力，或将增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新兴市场国家是我国出口的重要新兴增长点，我国与东盟、中亚五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增速已高于外贸整体增速，产业互补性优势更加凸显。二是机电产品占我国出口近六成比例，目前全球消费电子、半导体等相关品类销售数据已经出现筑底回升态势，预计2024年表现相对积极，大概率将有效带动我国出口增长。三是全球能源转型的迫切压力和各国碳中和进程的持续推进，有望维持我国新能源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能源领域产品保持较高成长性，有力支撑出口增速转正。
供需共同改善下，价格指数可能小幅回升
需求回暖或将带动CPI温和回升。2022年以来，由于收入预期不稳定、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居民消费增长明显放缓，核心CPI同比增速持续位于低位。2024年，伴随居民消费的进一步回暖，叠加猪价企稳向上，CPI仍有一定回升空间。稳增长政策发力或将带动PPI上行。受国际油价上涨、上游原材料低位补库驱动、需求边际企稳等因素提振，2023年7月以来PPI同比触底回升。2024年，平急两用、城市更新、产业基础再造等一系列抓手有望带动工业品需求回暖，同时国内库存周期已经触底回升，进入主动补库阶段，或将对工业原材料价格形成支撑，PPI增速有望实现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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